作为中国民族工商界的“首户”，荣毅仁在中共高层有一个专属昵称——“荣老板”。据说是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第一个叫的，以后就叫开了，三代领导人都这么叫过。
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期间，荣毅仁还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一次，他在中信全体大会上让大家不要称他这个“主席”那个“长”的，就叫“老荣”吧。下面一片哄堂大笑。顿了一下，他又笑着说：“那就叫‘毅仁同志’。”不知谁在下面接了一句：“叫‘荣老板’吧！”笑声更大了。他也笑了，最后有点无奈地说：“好吧，就叫荣老板吧。与其你们在背后叫，还不如干脆当面叫吧。”
终其一生，荣毅仁始终特别看重自己的企业家身份，最喜欢“荣老板”“荣董事长”之称。直到1993年当选国家副主席，他才辞去中信公司董事长之职，告别了“老板”生涯。
2026年5月1日是荣毅仁110周年诞辰。今年春，荣毅仁的独子、84岁的荣智健几次从香港回到无锡梅园。这是荣氏家族捐献的园林，其中那株“梅王”花开满枝如雪。
曾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的荣智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要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认准的事就要坚持到底。
荣毅仁 图/ 计泓赓著《荣毅仁》
“红色资本家”
在成为“荣老板”之前，荣毅仁是上海滩有名的“荣小开”。他的老友王兼士曾回忆，自己相与过的几位小开里，就数“荣小开”最灵，拎得清，谈到生意上的事一点就明。
1949年初，荣氏家族纷纷迁往海外。荣毅仁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想，出去就是做海外寓公，那不是当“白华”任人摆布吗？他还想在祖国做一番事业呢。父亲荣德生已决定留下，二哥荣尔仁对他说：“我们两人总要留一个。”他考虑再三后说：“我留吧。”当时7岁的荣智健本已随母亲和姐姐去了香港，荣毅仁将他们接了回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荣毅仁担任了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加入了民建，频频为国家出谋献策，差不多“一会一策”。1950年5月，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荣毅仁在会上建议国家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被中央在全国推广。不久，他在第二届全国税务会议上建议，对于财务制度健全的大中型企业不实行民主评议，而实行“按账册征税”，经过争论后被采纳。年底，纺织工业部在北京开会，餐叙时荣毅仁提出了一个“让搞工业的人专心搞工业、贸易的事由国家来搞”的建议，后国家出台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
在“五反”运动中，上海的“303户”资本家是重点。一开始，荣毅仁被划为“基本守法户”，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1954年，荣毅仁响应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又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毛泽东到过上海不下几十次，只视察过一家公私合营厂，就是荣毅仁所在的申新九厂。他对荣毅仁说：“你不是要我到厂里来看看吗？今天我来了。”
1957年1月初，上海市二届一次人代会前夕，已就任副总理的陈毅专程从北京赶来上海。他在党员大会上说，这次匆匆赶来，毛泽东给了他一个特殊任务，要他和上海同志商量，请投荣毅仁一票，选他当副市长。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上财团的没几家，荣家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合营，在国内外影响很大，怎么样把合营企业搞好，上海要创造经验，因此从荣家选出代表人物参与政府领导工作，现在就十分必要了。
不久，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从此，“红色资本家”之称伴随了他一生。
1959年，毛泽东考虑选择几位党外人士到中央工作，并委托邓小平推荐人选。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荣毅仁。9月，荣毅仁举家迁京，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这是邓小平首次点荣毅仁的将。时隔整整20年之后，邓小平再次点了他的将。
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到一个月，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摆下“五老火锅宴”，邀请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荣毅仁和周叔弢五位工商界元老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谈。火锅宴的重头戏，是请荣毅仁“出山”。
邓小平交代荣毅仁：事由你办，人由你找，由你负责，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
“包弄大”
“尚方宝剑”在手，荣毅仁开始搭建团队。他首先从上海请来了王兼士、吴志超、徐昭隆、吴光汉等几位老先生，这都是他在工商界的多年老友，个个熟谙商品经济。他又将几个很有能量的年轻人招至麾下，包括王震将军之子王军和来自总参的庄寿仓。
庄寿仓原是副总参谋长王诤将军的秘书。那时，多年为党内领导当秘书的庄寿仓，因工作关系头一回接近荣毅仁这样的党外大人物，觉得他儒雅中自带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不久，庄寿仓调到荣毅仁身边工作，成为他的首任秘书。
起草公司章程时发生了争论。王兼士等老先生认为，公司应按照市场经济的组织方式经营管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种提法与当时计划经济下的口径不符合，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荣毅仁思考双方意见后，想出一个提法：“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这下，与会者都表示赞同。
1979年7月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公司”），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全文也正式公布。主管副总理谷牧风趣地说：“荣老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大干一番吧！”
公司成立后，荣毅仁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找地皮盖房子。中信按照“自己筹资、自己经营、自己建造”的方针，于1984年在建国门外投资建成了31层高的国际大厦，不但解决了办公用房，而且余下的楼层全部租出，98家外国商社和公司入驻，很快收回了投资。
国际大厦还在建设时，荣毅仁就盯上了一个更大的项目。他喜滋滋告诉大家：“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两座50层高的大楼，中信已争取到了一幢。”大家说，荣老板胃口真大，他笑着说，自己是“包龙图”（无锡话中发音与“包弄大”相仿）。1992年，52层的京城大厦在亮马河畔落成。
项目进程中，有时会遇到马上要签约了批件还未下来的情况。逼急了，荣毅仁就会“告状”：“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这使他成为一些人眼里“好打报告”的人。他曾感叹：“有些人从计划经济眼光出发，总认为你们这家公司是‘无轨电车’，总对你另眼相看。一些老的官方机构，总想把事情都拢到他们底下。”
国家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因资金不足准备下马，纺织工业部找到了当年的老副部长荣毅仁。荣毅仁想：这样好的项目为啥要下马呢？资金不足，为何不能向国外借呢？他的父亲荣德生有句名言：“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
他提出了在国外发行债券的办法。一些人以发行债券的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为由反对，荣毅仁到主管领导家里直陈利弊，终于取得了支持。1982年1月，中信首次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在日本销售一空。仪征工程顺利建成投产，被称为“借蛋孵鸡”的仪征模式。
“老板项目”
那几年，中信做成了很多项目，但荣毅仁心中始终想为国家引进一项高科技重大项目，一直在寻寻觅觅。不久，一个机会浮现了。
1986年秋，中信公司驻美代表处主任丁忱向荣毅仁打了一份报告，说是美国休斯公司一颗通信卫星正在寻找买家。
向丁忱介绍此项目的中间商，自称是基辛格的朋友。丁忱特意致电同为哈佛校友的基辛格，基辛格坦率地告知，朋友谈不上，但卫星确有其事，并认为此事对中国发展经济是有利的。有了这个底，丁忱才敢向荣毅仁报告。
与此同时，香港电讯的母公司——英国大东电报局也找上了中信，希望合作购买和运营这颗通信卫星。之前他们找过国家邮电部，吃了闭门羹。
经初步估算，中信公司如果参与这个项目，需要筹资约5000万美元，相当于4亿元人民币。中信高层普遍持反对态度，因为担心抽不出这么多的资金，也担不起这么大的风险。但荣毅仁不这样想。当时中国的通信已成为发展的瓶颈，他看好卫星通信的前景。
1987年秋，荣毅仁在北京会见了英国大东电报局董事长兼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夏普勋爵，商谈合作。荣毅仁提出，自己参股的条件是，这颗卫星必须由中国自制的运载火箭在中国地区发射，对方同意了。这个“老板项目”正式启动。
1988年2月，亚洲卫星有限公司成立。1989年1月，亚星公司与航天部所属的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签署了亚洲一号发射合同。
整个过程中，有关部委的态度各不相同。总的来说，邮电部门反对，广电部门支持；航天部门中，搞火箭的支持，搞卫星的反对。1989年夏，发射合同遭遇波折，“两部一委”联合向国务院打报告，大意是，发射合作应该积极争取，但中信公司应该退出。不得已，荣毅仁找国家领导人陈情，这份报告被搁置，项目才得以继续。
发射的日子定在1990年4月7日。那天的天气忽晴忽雨，亲临发射现场的荣毅仁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七上八下。在错过两个时间窗口后，天色终于放晴。21时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亚洲一号腾空而起。荣毅仁笑着说，终于懂什么叫“发射窗口”了，就是天上得有个窟窿！
亚洲一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实现了零的突破。到1994年，亚星公司还清了全部股东贷款，中信转而还清了银团贷款，没有花一分钱而拥有了该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如今，中信旗下的亚洲卫星公司早已成为服务整个亚太地区的商业卫星巨头。
一生低首拜梅花
任中信董事长期间，只要在北京，又没有公务在身，荣毅仁每天早晨都会西装笔挺地快步走进位于京城大厦的办公室。哪怕出国归来，第二天早上他也会按时上班，时差对他好像不起作用。
他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路透社的终端显示屏，不时看一下荧光屏上不断闪烁的数字。熟悉他的人说，他读数字就像别人读故事一样。
1993年春，一则消息震撼着海内外。这年3月27日，荣毅仁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海外媒体纷纷报道，荣毅仁登上人生巅峰。香港《文汇报》一则发自台北的报道写道，一向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已引起台湾经贸官员与业者高度关切，他们据此研判出大陆的改革开放动向。
当选国家副主席后，荣毅仁辞去了中信董事长之职。14年来，中信已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3万多人，公司总资产超过8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最后一次主持董事会时，荣毅仁说：“有人说我们是‘蛇吞象’，我看搞市场经济就是要‘蛇吞象’，要用最少的风险取得最大的效益。”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有利可图，讲经济效益；又不能唯利是图，要讲社会效益，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
1998年，荣毅仁从国家副主席任上退了下来，此后辞去所有职务，深居简出。
自1978年由北太平庄搬到史家胡同47号后，他在这里一住就是20多年。这是一座东西两厢的精致小四合院，坐落在东四，闹中取静，院中种着荣毅仁最爱的各色月季花。客厅正中高悬着邓小平手书的“戒欺室”匾额。“戒欺”是荣毅仁之父荣德生的一个信条，生前他的无锡乐农别墅书房里也挂着这样一块匾额。
餐厅小巧玲珑，墙上挂着一幅红梅，上题“一生低首拜梅花”。荣氏家宴远近闻名，李瑞环曾赞“荣家的菜是最好吃的”。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希思首相，美国的基辛格博士、黑格国务卿、洛克菲勒等都曾来赴宴，基辛格更是六次赴宴。
老秘书庄寿仓去看望时，荣毅仁夫妇常和他说说家常话。荣毅仁夫人杨鉴清告诉庄寿仓，荣毅仁一生只向她发过一次脾气，就是“文革”时最困难的时候，她向丈夫抱怨，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从香港回来，荣毅仁一坐而起大声说，这条道他是走定了的。
荣毅仁一直以党外人士代表的身份闻名于世。直到他2005年10月26日逝世，中央发布的《荣毅仁同志生平》中明确提到“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这样的评价，世人才得知，荣毅仁已于1985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逝世后，荣智健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与父亲过去相处的点滴中。在他从小的记忆里，父亲对四个女儿温柔，对他这唯一的儿子却很严厉。但只要有空，父亲就会和他下半个小时围棋或象棋。荣智健做了错事，只要承认就没事，说谎则会被打屁股，关黑屋子。荣毅仁说，这是做人要讲的根本诚信。
1956年，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为全家拍摄合影。翻拍/贾国荣
而今，荣智健也已离开中信多年。他常回无锡故园，数次大额捐资改造提升梅园景观，想把祖辈和父辈留下的文脉守护下去。
今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文章《“多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事”——纪念荣毅仁同志诞辰110周年》。荣智健觉得，这句话最能代表父亲的信念。
（本文参考了计泓赓《荣毅仁》，庄寿仓《荣毅仁的传奇人生》）
发于2026.5.25总第123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荣老板”往事
记者：宋春丹
编辑：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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